之前的文章提到，早前的人大釋法有否追溯力和凌駕性，人大法工委所提到的內地《立法法》第50條，由於尚未列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而在港實施，所以在香港沒法律約束力。要解決此等問題，除了把內地《立法法》引入香港外，更簡單直接的方法，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《港區國安法》第62條和第65條，述明人大釋法跟國安法的法律條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其生效之日可追溯至國安法在港實施之日，並且在法律位階上高於香港本地法律，兩者出現不一致之處，以人大常委會的釋法為準。
除了解決釋法的追溯力和凌駕性問題之外，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可以透過解釋《港區國安法》第62條和第65條，釐清誰有權判別國安法條文是否跟某條本地法例抵觸，以及法院在審案過程過程中，若遇有需要解釋國安法條文之時，應當如何處理的問題。因為誠如本欄之前所述，《港區國安法》在過去的司法實踐中，法院是否有權釋法或提請釋法，以及審查本地法例是否跟國安法條文衝突的制度，至今並未有效解決。
究其原因，是《港區國安法》第65條跟同樣涉及釋法的《基本法》第158條不同，只有述明釋法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，隻字沒提香港法院，意味着條文從字面意思上而言，並無授予法院釋法權，但這又衍生一個問題：法院如在審案過程中，遇有需要解釋國安法條文的情況，應當如何處理呢？第65條亦沒述明。
同樣的問題亦出現在國安法律衝突的審查之上，《港區國安法》第62條只有規定：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，適用本法規定」，但是條文並沒述明哪個權力機關，有權判別某條本地法例是否跟國安法不一致。基於《港區國安法》屬於授權法，香港特區各個權力機關在條文沒有授權下，便意味着他們沒有國安法律衝突審查權，而是應由中央處理。
這又衍生另一個問題：國安法律衝突的審查若是屬於中央事權，法院在審案過程中，如遇有某條本地法例是否跟國安法衝突的判別問題，又應如何處理？是向國安委或特首報告，然後由特首向中央報告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別？是法院直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別？還是由香港法院自行判別呢？《港區國安法》第62條均沒述明。
由於《港區國安法》第62條和第65條均沒述明，法院審案時遇有釋法和法律衝突審查時，應當如何處理，香港法院在過去司法實踐中，便是選擇擅自處理。如本欄過去提及的黎智英保釋案，法院便是擅自解釋《港區國安法》第42條，並判別《港區國安法》第42條跟本地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第9條不一致，黎智英申請保釋最終亦因此而未獲批准。
自行釋法和自行審查的例子，還有去年審結的呂世瑜案上訴判決，法院在案中透過自行釋法，裁定被告人的宣告刑，不可低於國安法法定最低刑，同時裁定本地「吳文南案」案例所訂立的認罪減刑準則，跟《港區國安法》第33條不一致。然而，由於在呂世瑜上訴案審結之前，法院已審結的「賢學思政」案，所以法官在該案中引用了本地「吳文南案」的認罪減刑準則，為幾名被告人減刑，其審判結果並沒受到影響。
上述幾個案例，部分判決結果雖然符合《港區國安法》相關條文的立法原意，但有問題的「賢學思政」案，卻未受呂世瑜上訴案的判決影響。換言之，在《港區國安法》未有授權香港法院釋法，以及判別某條本地法例有否跟國安法條文抵觸的情況下，香港法院擅自為之，不但在法理上屬於越權行事，亦有可能作出違反《港區國安法》規定的裁決，甚至有可能因此而造成憲制危機。
是故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實在有必要解釋《港區國安法》第62條和第65條，既可釐清人大釋法的溯及力和凌駕性，同時亦可述明香港法院遇有需要釋法，或者是判別某條本地法例有否跟國安法條文抵觸的情況時，應當如何處理，釐清法院可否自行處理，以及法院可否提請人大釋法的問題，從而理順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早前講話中所提及的國安法「雙執行機制」。
文：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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